现在高校的青年教师中流行一句话：评教授还不如去当处长。某高校青年教师说，因为是文科，像她这样的年轻教师，科研经费几乎为零，除非能接到科研项目。最让她头疼的是评职称。“现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定下放到学校，在名额分配上，受行政干扰的因素就更大了。很多教师为了评个中级、副高挤破了头，不仅要教课、搞科研做论文，还要想方设法去和行政领导打点关系。”
“都说学术自治要让‘教授安心做学问、处长安心搞治理’，但现实情况不是这样。如今高校里的一个趋势是，评个教授还不如去当个处长。很多原来在学术上有成就的权威专家，愿意放弃教学去搞行政工作。”一所二本高校理工科院系的副教授高越云(化名)告诉记者，如今高校的科研经费划拨，项目申请，职称、荣誉、奖项的评定等都是由行政主导。一个普通教授也许拿项目不容易，可如果当了科技处长，“项目、资金全都有了”。
——据半月谈新闻报道整理
大学正在社会各界关注与批评的风口。产业界批评大学培养的毕业生无法满足企业需求，学生就业后依然要接受长时间的企业培训；家长批评大学没有很好地教育自己的子女，并把其子女生活和工作等方面的问题都归咎于大学的不作为；学生们则批评大学不关心自己；大学的老师也公开批评自己的组织不关心老师的利益，指责学校是政治斗争的场所、老师没有话语权；很多时候，大学的领导者们也公开抱怨自己的单位问题多，自己很难施展身手……
面对这些质疑，人们不禁会问：大学为什么会招来如此多的非议？作为社会中的一类组织，大学为什么会得到如此多社会群体的关注？所有这些质疑，都和大学的治理相关。
大学治理的根本问题
治理是协调组织利益相关者的机制和过程，是保证所有利益相关者表达诉求和促进组织发展的重要渠道。大学作为一类独特的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着重要作用。因此，大学的利益相关方十分广泛，其治理要比企业组织等复杂得多。
●首先，从外部来看，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场所，和政府、市场和社会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大学拥有复杂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群体，如何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作为非盈利组织的资源丰富度及社会认可度等问题，这是大学需要协调的外部治理问题。
▲大学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其次，从内部来看，大学的成员及其关系复杂多样，有学术和行政的交织，教师和学生的互动。更重要的是，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与一般的行政官僚组织不同，因此需要平衡学术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需要在大学管理中体现教师和学生的利益诉求，这是大学需要协调的内部治理问题。
● 再次，从教育经济的角度看，大学作为一类特殊的知识组织，办学资金和知识都是其运行不可或缺的资产，因此向大学投资的政府、社会以及贡献知识的教师应该是大学的股东，应从中选出代表组成权利表达群体，在学校发展和重大决策中发挥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影响和网络社会的到来，大学与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关联将更加紧密，如何与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将成为未来大学治理的核心议题。
（资料来源：薛澜, 刘军仪，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1。）
全球大学治理的基本模式、问题与趋势
针对如何协调大学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机制和过程，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大学都探索出自己独特的治理模式。从世界上主要的教育国家的实践看，主要采用的是法人大学治理模式。法人治理模式是通过法人权力机构、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对学校、政府和社会的责、权、利加以规定的制度安排。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即使在法人治理模式这一大框架下，不同国家的治理模式中大学、政府、产业和社会参与以及控制大学的程度并不相同。
● 首先，大学作为非盈利机构，在资金来源上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因此政府在大学治理当中的角色向来是所有国家大学治理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目前来看，不同国家和不同性质的大学（如公立和私立）的做法差异很大。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要采用市场化的治理方式，政府对大学事务的介入十分有限。即使对于由政府拨款的公立大学，政府的参与也主要在董事会层面，不会直接干预大学的日常管理与运作。英国、德国和日本的大学治理中政府的作用要更大一些。由于这些国家的大学一般要接受较多的政府拨款，因此政府一般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大学进行的质量和经费使用进行监督。但总体而言，大学依然享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一些受罗马文化影响较深的欧洲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荷兰和希腊等）的政府在大学治理中作用较大，政府在很多方面对大学加以控制，尽管这些国家的大学也有一定的教学和研究自主性，但大学并没有独立的财权和人事权。政府对大学控制最为严重的是沿袭前苏联体制的俄罗斯和中国。
中国大学目前为止并没有建立法人治理的模式。在外部治理上实行政府一家控制的模式，大学没有财务、人事甚至教学和研究方面的自主权。中国的公立大学采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种模式中，党委实际上是代表政府控制大学的承接性安排，在理论上相当于董事会，只是这种董事会的人员全部由党组织成员构成，且在运行有更强大的权利，甚或在领导与负责关系的界定上有待深入和清晰。
在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遇到巨大挑战，很多国家的财政陷入困境，大学得到的政府拨款面临削弱的风险，未来如何得到政府稳定的财政支持成为所有国家大学共同面临的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政府拨款的减少（如英国、希腊等欧洲国家），大学治理中政府的角色也将面临重新调整的局面。如何重塑与政府的新型关系是全球大学治理改革中的重要一环。
● 其次是社会如何参与大学治理的问题。大学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培养人才，开展研究，并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因此，在对大学人才培养的设置上，社会应该有发言权。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董事会中，一般都有一定比例的席位是属于社会代表的，如产业界的领袖，社会活动家等。当然在注重社会捐赠的文化中，有社会人士向大学捐款的传统，相应的捐助人也会在大学治理中占据一定的地位。然而，自大学重视科学研究以来，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被持续削弱，尽管大学始终设法坚守学术自由，但在物理空间上大学依然嵌入在社会中，因各种诉求的牵制，大学关键活动瞄准的目标渐渐从社会大众的需求乃至人类的进步转移到资助研究经费的机构和个人的诉求上。在互联网时代，所有的机构和个人都被链接在一起，大学也不得不反思如何在与社会的互联互通中，实现共生共容。因此，未来大学治理的变革，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构建社会生态系统。
● 第三，大学内部如何处理行政与学术之间的关系也是大学治理的关键问题。大学作为学术机构，一直倡导学术自由，因此，教授治校被认为是西方大学几百年发展积淀下来的优秀做法。教授治校主张大学的学术事务和学术判断由学术人员来负责，并通过各种学术委员会（如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保证教授参与决策的权力。大学行政领导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大学发展的战略规划，监督学术权力的程序合法性，以及确保大学正常运行和战略的有效实施。西方发达国家大学都建立了一套相对成熟的行政与学术良性互动的治理机制，行政与学术团队各负其责，互为补充。
但西方大学面临的问题是，学术委员会的决策往往十分缓慢，有些甚至由于学术观点和流派的争议而长期搁置，很难满足大学战略需要，也不易对社会的变化和新机遇作出快速有效的反应，这是西方大学在治理改革中需要面对的重点问题。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大学由于受到外部治理模式的影响，在近几十年中一直处于过度行政化的状态，行政人员过度干预学术事务，以致于近年来全社会都在呼吁“去行政化”的改革。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实践，在处理行政与学术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大学依然有较大的探索空间，从而这也是未来大学治理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 最后，学生作为大学的中心应在大学治理架构中占据核心地位。大学的根本目标是培养人才，因此学生是大学最应该关注的群体。但大学怎样才能从学生的利益出发谋求发展？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很多国家（如中国）的高教属于卖方市场，大学作为稀缺资源的拥有者较少真正关心学生的诉求，即便如此还是会有源源不断的生源支持大学的发展。因此在当前大学的治理架构中，并没有给予学生应有的位置，学生的利益诉求很难通过合法的渠道得以表达并解决。
在教育市场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学生的利益是学校关注的核心，这些国家的大学通过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体系，保障学生的利益得到充分的保护。例如，在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支持上，采用学生自治的理念和原则，学生有充分的自由去组织社团、参与社会活动，选择专业等。同时，在各种治理的委员会和校务会中设置学生席位，选择学生代表参加学校重大决策。然而，总体而言，学生参与治理的实践在不同国家的大学中还处于非常多元的状态，后发国家的大学如何更多地考虑并保障学生的利益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大学受到众多社会群体的关注和批评，使当前大学的治理实践受到挑战，同时也是大学调整传统的治理思维，建立开放、共赢的治理格局的好时机，广大教育工作者应该认真思考，抓住机遇，迎难而上。
